去年7月15日开始席卷全国的“反盗版百日行动”已让打击盗版、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深入人心。随着由中央十部委组织的24省区市的交叉检查验收总结汇报会在广东东莞召开，此次集中行动也进入了尾声。在会议期间，记者采访了全国“扫黄打非”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、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，请他畅谈“百日行动”所取得的收获。

　　记者：您如何评价此次全国“反盗版百日行动”所取得的成果？

　　柳斌杰：在“百日行动”开展的3个多月时间里，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达5800多万件，查缴了4条非法光盘生产线，各地共查办案件1万余起。除了用数字反映所取得的成果之外，我想，此次集中行动所取得的成效还体现在六个方面。其一，全国音像市场得到了明显净化，基本杜绝了正规门店出售盗版的现象，正版销售量增加了两成。其二，音像制品生产、销售从业者的法制观念得到了加强。其三，通过媒体对反盗版知识和案例的广泛宣传，我国公民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得到了提高。这对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久的我国来说，至为关键。其四，各级“扫黄打非”成员单位的工作主动性、联动机制、战斗能力在这场“实战”中得到了检验和提高，在广东、北京等不少地区都破获了盗版数百万张光盘、几百万册图书的大案要案。其五，通过查办一批重大案件，严惩了一批不法分子，对制售盗版者给予了有力的震慑。其六，这次行动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，彰显了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负责任的形象和履行国际承诺的能力。

　　记者：反盗版集中行动结束了，人们不禁担心，盗版是否会卷土重来？

　　柳斌杰：不仅公众，各地主管部门、业界也都有这样的担心，这也是我们未来要着重解决的问题。比如，那些被依法吊销了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、工商营业执照的经营单位，目前都已经停业，但根据以往的教训，很多店实际上并没有“关死”，这次我们的查处一定要到位。又比如，正规门店净化了，销售盗版的地摊、游商会不会更加猖獗？这需要城管部门继续加大打击力度。同时，在打击盗版源头、截断流通渠道、打击游商走贩、清理市场等方面也还要建立起长效机制。

　　记者：在此次集中行动中，各地累计出动出版物市场检查人员88.1万人次，“百日行动”的成功，与这些执法人员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，但是，随着集中行动的结束，大家会不会有“休整”的想法？

　　柳斌杰：打击侵权盗版行为，不仅是百日行动而是百年大计。如今，很多国人都已经意识到，打击盗版，不仅仅是保护国外著作权人的利益、规范我国出版物市场的问题，它同时也在保护我国自己的知识产权，是保护民族创新能力的关键。因此，我们的文化执法不会因为集中行动结束而有所放松。一方面，为了迎接明年党的“十七大”召开，“扫黄打非”工作不能松懈；另一方面，此次“百日行动”发动得很充分、势头很好，也需要我们把后续工作继续推向深入。

　　下一步，我们要使反盗版工作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，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分工推进，巩固、扩大“反盗版百日行动”成果。同时，也要将反盗版工作落实到相关审批、监管、年检、评价等对企业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，确保其不会从事盗版经营。当然，在打击盗版的同时，我们还要着眼发展：不断提高正版产品的技术含量，降低价格，丰富内容、加快出版速度。

　　此外，打击侵权盗版，还需要国际合作。比如，目前我国境内很多盗版光盘的生产原料、地下光盘生产线等，都是从国外走私入境的，这需要反走私的国际合作；再比如，如何防止网络下载侵权行为，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新问题，我们也需要同国外同行一道探索新的管理模式。

　　记者：通过这次“百日行动”，在全国九个地区进行试点的文化综合执法已经初显威力。这项文化执法改革是否会在更多的地区推开？

　　柳斌杰：文化综合执法体制的试点改革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中央对此专门做过部署。在九个试点地区，原来分属文化、广电和新闻出版等部门的执法力量被整合为统一的执法队伍，建立了执法办，确立实行集中统一执法的模式，是符合改革方向的。实践也证明，统一执法力量，加大了执法力度，“扫黄打非”力量加强了，在这次“百日行动”中，试点地区的工作都卓有成效，显示了集中执法的优势。但在试点过程中，我们也发现，目前行政部门改革与执法队伍的改革在衔接上还存在一些问题。此外，一个执法队伍要面对多个行政部门，如何提高其工作效率，也是需要探索的问题。我想，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，文化综合执法的体制、机制会更加适应“扫黄打非”市场监管的需要。

来源：光明日报